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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西南局成立70周年︱鄧小平劉伯承賀龍與重慶文化建設

2019-07-31 11:30:20來源:紅巖春秋雜志社



艾新全


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劉伯承、賀龍是西南黨政軍最高首長。在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經濟、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繁忙歲月里,“三巨頭”時刻不忘西南首府——重慶的文化建設,從而拉開了新重慶文化建設的序幕。

鄧小平提出在渝出版《新華日報》

在重慶新聞史上,有過兩張《新華日報》:一張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由周恩來領導的《新華日報》,人稱老《新華日報》;一張是解放初期由鄧小平領導的《新華日報》,人稱新《新華日報》或西南《新華日報》。它們都是在老一輩革命家領導下創辦和發展起來的。

這兩張報紙雖然處在不同的年代,肩負著不同的時代使命,但都出色地完成了黨交與的任務。在國民黨統治區創辦的老《新華日報》,辦報人員不畏刀槍的高壓,冒著生命的危險,傳播黨的真理,代表人民的呼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創立了不朽的業績,它的光榮傳統鼓舞著重慶解放后出版的《新華日報》,使新《新華日報》在解放西南和西南國民經濟恢復、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宣傳報道中,無愧地起到了黨的耳目和喉舌作用,成為西南人民心目中一張有威信的報紙。

1949年上半年,在解放南京、上海后,黨中央、中央軍委命令劉鄧大軍由湘西入川,在賀龍率領的一野十八兵團和四野一部的配合下,解放重慶,解放全西南。

“輿論先導”是伴隨軍事行動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工作,當二野準備進軍西南時,就開始籌劃辦報事宜。10月間,鄧小平提出要在重慶出版《新華日報》。12月10日,重慶解放后第十天,《新華日報》在重慶創刊了。

重慶人民深深地記得:1947年2月28日,《新華日報》被國民黨當局限令停刊,報館人員撤離重慶,返回延安。這張報紙在國民黨統治區共出版了3231期。當報館人員撤離重慶時,他們滿懷信心地說“我們會回來的”。僅僅過了兩年多時間,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步伐和漫卷西南大地的紅旗,《新華日報》果真回來了。在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領導下,它以新的姿態,在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為廣大讀者服務。

在這之前,中共中央宣傳部考慮到在解放后的南京已出版了《新華日報》,為了避免重名,曾致電西南局,建議把報名改為《新西南日報》。西南局宣傳部按照鄧小平的指示,并由鄧小平簽發了給中共中央的復電。復電說,解放前在重慶出版的由周總理領導的《新華日報》,在讀者中印象很深,很受歡迎,因此不宜改名。電報進一步指出,命名《新華日報》是鄧小平向毛主席提出并經毛主席同意的,報頭四個字由毛主席題寫。中宣部隨即復電表示同意。

新出版的《新華日報》作為西南局的機關報,報頭已經更換。在創刊號一版顯著位置上,刊登了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照片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即約法八章)。同版還刊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布告一、二、三號,宣布軍管會為全市軍事管制時期最高權力機關,“今后舉凡一切接管事宜與接管物資的調動,均需有本會的正式命令或函件,始能生效”。

創刊號上還發表題為《慶祝重慶解放,為解放全部西南而奮斗!》的社論,指出:重慶市和西南人民在慶祝重慶解放,建設人民的重慶以及解放和建設整個西南的斗爭中,首先必須堅決消滅蔣介石匪幫殘余力量,殲滅繼續抵抗的匪軍,肅清土匪特務,安定社會秩序。其次,必須全力支援前線,完成征借糧食的任務,保證交通運輸和前線軍需供應的及時到達。第三,必須很好完成重慶市和一切城鄉的接管工作。第四,必須迅速恢復生產。社論濃厚地反映了當時的戰斗氣氛。

隨軍到重慶創辦《新華日報》的隊伍由三個方面的同志組成。一是《晉綏日報》,領導人為常芝青;二是老《新華日報》,帶隊人為重慶老《新華日報》著名記者、作家、詩人邵子南;三是華東地區的新聞工作者,帶隊人為雷勃。但報社領導班子的主要成員來自《晉綏日報》,這是西南局指定的。

1949年下旬,當二野由湘西入川時,西南局宣傳部就打電話給三兵團前委陳錫聯、謝富治說:《新華日報》的班子已配好,常芝青、邵子南、高麗生(時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總編輯)隨你們入城出報,社長由廖井丹(時任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兼任,常芝青、邵子南任報社委員會正副主任,西南局宣傳部未到前,由你們領導,經費問題由你們解決。

重慶解放后,三兵團幾位領導同志分別到重慶市和川東地區擔任領導工作,因此,西南《新華日報》創刊后,不僅是西南局的機關報,同時也是重慶市委和川東區黨委的機關報。

《晉綏日報》在老解放區很有名。曾因反對“客里空”、反對土改中“左”的傾向,勇于進行自我批評而受到毛澤東的贊揚。由常芝青率領的這支隊伍在重慶辦報過程中,堅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艱苦奮斗,謙虛謹慎,善于團結群眾,積極培養新人,發揚老區新聞工作者的光榮傳統,博得了黨和群眾的贊揚。

1989年,廖井丹在紀念《新華日報》40周年座談會上回憶這段歷史時說,當時西南局對這張報紙比較放心。鄧小平曾在一次會議上說,他對《新華日報》和《新華日報》的班子是比較滿意的。

劉伯承命令把“王園”“渝舍”還給人民

剛解放的山城重慶,上百萬人口聚居在方圓不足10平方公里的半島上,街道狹窄擁擠,整個市區只有一個中央公園,也就是現在的人民公園。

劉伯承早年在重慶將弁學堂求學,大革命時期在重慶從事革命活動并入黨,對重慶人民有很深厚的感情。他認為重慶沒有什么公園,群眾缺少游覽休憩的去處,同時對那些顯宦富豪占據大片土地建造住宅和花園深惡痛絕。他曾立下心愿,將來一定要把它們還給人民建公園。

重慶是西南地區黨政機關的駐地,機關用房需求量很大。當時在重慶有三級機關:一是西南局級機關;二是川東區黨委和行署的機關;三是重慶市級機關。那時,市政府就在如今的重醫大附屬兒童醫院辦公,叫“曙樓”。由于地方太小,只得把原國民黨重慶市長楊森的“渝舍”(重慶市中心一座花園別墅,占地2萬多平方米)占用一半,作為市政府機關。而市委機關的辦公地,一開始設在學田灣一處叫大溪別墅“潛園”的地方,后因地方狹小,又搬到了“王園”。

所謂“王園”,就是現在的枇杷山公園。1937年,原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其父母的墳地在山上為借口,強占了枇杷山,修建起一座私人花園別墅,以獨門幽靜而聞名。1949年底,被收歸國有。

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容納下大機關、交通又方便的地方也只有“渝舍”“王園”這兩處。但是與機關用房緊張相比,在劉伯承心目中,人民休閑娛樂的事更為重要。他對重慶市委、市政府占用可供市民休閑游玩的花園別墅很不滿意,多次念叨:重慶市委、市政府不應該設在“王園”“渝舍”。在一次會議上,劉伯承和鄧小平狠狠地批評了當時的重慶市委書記兼市長陳錫聯:你們的群眾觀念哪里去了?這是脫離群眾、忽視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缺少群眾觀念的官僚主義。那么大一個重慶市,連個公園都沒有,你們居然把這么大片非常適合人民游玩的場所占了。

會議室里一片肅然。只見劉伯承眉頭一揚,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道:限你們搬出,一定要把“王園”“渝舍”還給人民,辟作公園!

陳錫聯聽到批評并領受任務后,因一時無法搬出,心里很著急,專門寫了一份書面檢討,呈報給西南軍政委員會,沉痛檢查自己沒有群眾觀念的錯誤。1950年9月,陳錫聯離開重慶到北京擔任炮兵司令之際,市委仍然沒有找到地方可以搬出,他再次向劉鄧作了檢討。臨行前還一再向市委書記張霖之、市長曹荻秋交待,一定要盡快想辦法從“王園”等地搬出,把這些地方擴建成供群眾游樂休息的公園。

劉伯承一直記著這件事情。同年10月他調任北京籌建解放軍軍事學院后,還多次過問催促。1954年,當重慶經濟恢復,財政收入有了較大增長,重慶市委、市政府機關已經具備相應條件時,先后從“王園”“渝舍”遷出。接著,市委、市政府又撥出專款,把“王園”擴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園,“王園”的原辦公房屋成為了“市博物館”。當時建成的枇杷山公園是重慶最好的公園,專門修建的紅星亭是中外游客欣賞夜景的最佳觀景點。

1955年,重慶市委、市政府又在“渝舍”占用的土地上建成了西南地區第一座大型少年宮,不僅讓20多萬重慶少年兒童有了活動的場所,也了卻了劉伯承多年的心愿。

賀龍與第七軍醫大學的創建

解放初期,西南邊防疾病流行,全面開展剿匪作戰中,傷病員不斷增加。部隊進藏、修筑康藏公路和成渝鐵路,傷病員也不斷增多。西南和重慶地區由于經濟落后,醫療條件較差,加之抗戰時期內遷到重慶的國民黨中央醫院、江蘇醫學院和湘雅醫學院也都復員遷走,急需增設培養和輸送軍民醫療人才的高等醫科院校。

作為西南軍區司令員的賀龍急人民群眾之所急,決定在財政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籌建一所軍醫大學和附屬醫院。1950年初,賀龍和劉伯承、鄧小平聯名向中央軍委爭取到編制,中央軍委后勤部決定在重慶籌建第七軍醫大學。以西南軍區衛生部醫科大學為基礎,因陋就簡,動員師生義務勞動修建校舍,邊修建邊行課。不久,由于師資、設備和規模都不具備一所大學的辦學條件,中央軍委下令撤銷了第七軍醫大學。

賀龍十分著急,事關西南軍需民用,解決民眾就醫難的大事。他在西南軍區黨委會上,提出“力爭保留七醫大”,派西南軍區副司令員李達和副政委王新亭持他和鄧小平親筆函進京,向中央軍委和后勤部陳述籌建“七醫大”的充分理由。

在鄧賀首長的力爭下,中央軍委收回撤銷“七醫大”的決定。為了完善和提高辦學條件和規模,中央軍委決定將第四野戰軍接收的國民黨中正醫學院和中南軍區醫科學院組成的第六軍醫大學合并到“七醫大”,仍稱第七軍醫大學。

當決定下達后,西南軍區官兵一片歡騰。南昌“六醫大”700名師生和全校設備由岳陽、宜昌乘輪船,千里迢迢到達山城時,重慶軍民在朝天門碼頭敲鑼打鼓隆重迎接。

“七醫大”原準備選址重慶覃家崗中學。賀龍到覃家崗看后說:“這兒條件不行,破破爛爛的,地盤也不夠。”之后,他和軍區后勤部長兼政委余秋里等籌備組的同志一起,在重慶市郊多次勘察,最后選定在高灘巖建校。“七醫大”依山就勢,建筑宏偉,教學樓、實驗室寬敞明亮,校園錯落有致,果樹花草遍布全校,景色怡人。單以設計和建筑藝術而論,“七醫大”在全軍首屈一指。

但作為一所醫科高等學府,“七醫大”的師資條件仍不足。舊社會醫學人才本就奇缺,要聘請高級醫學教師,非常困難。為了辦好這所來之不易的軍醫大學,賀龍指示軍區衛生部正、副部長周長庚和李幼軒,在重慶、成都等地物色人選,還請“七醫大”幾位負責同志推薦。重慶、成都兩地人才濟濟,醫術高超者不少,許多人還開設有私人診所。他們對剛剛進城的解放軍還不了解,因此,對到“七醫大”工作猶豫不決。

為此,賀龍親自出馬,禮賢下士,延攬師資人才。他多次到著名眼科專家蔣醫民的私人診所,“三顧茅廬”一時傳為佳話。賀龍指示:凡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要多少工資給多少,住房、車輛人家本來就有,應當配齊。在賀龍的影響下,著名的外科專家董秉齊、皮膚科專家寧譽、耳鼻咽喉科專家呂鐘靈等一批專家先后到“七醫大”執教。由于賀龍求賢若渴,尊重知識分子,許多教授主動要求穿軍衣,留在重慶。還有一些教授如趙東海、蔣醫民、王世聞、劉廷杰、陳朝誼等先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七醫大”成為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典型。

在西南大區時期,鄧小平、劉伯承和賀龍坐鎮重慶、主政西南,籌建了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勞動人民文化宮、大田灣體育場等大型文化設施。同時,籌建了西南軍政大學、西南革命大學和人民小學,并指示西南軍區讓出“李家花園”,把其辟為鵝嶺公園。這些文化單位和設施,重慶市民至今還在享用。

(來源:紅巖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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